本人雖文科畢業，但對于歷史還真是讀之不多，研究甚少。不過，桌案上的一本《歷史沉淀的理性》倒是通讀了，讀后醍醐灌頂，腦洞大開。此書沉淀的不僅僅是理性，更多的是思考，是理性沉淀后的回答與啟迪。是啊！歷史就是一面鏡子，照耀著后繼者汲取無窮的力量，更好的前行。但歷史也不都是客觀敘事，大多陳雜著記事者的主觀意識，或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，直接為統治者服務；或智借他人之能說，讓萬代深陷迷蹤而不知所措。

或許是職業習慣，此書每一篇都是認真拜讀，眉批、腳注、尾評密密麻麻，可謂是讀書之人，盡顯能是，不畏不懼！尤對某些章節，不敢茍同，遂付諸文字，與作者商榷。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，吾曾苦讀于古彭四載，閑暇之余，戲馬臺閱之無數，霸王風采，其子民遺風，可見一斑。雖不求甚解，亦略知一二。高祖劉邦本即市井小民，流氓氣十足，但亂世出英雄，小民劉邦以其顯赫功績，成霸業、立梟雄，其歷史地位不可撼動，征戰逐鹿之英雄氣概，昭示后世之人，可頌、可敬。然，讀《漢高祖非端莊之士》，集結高祖劉邦七宗之罪（暫且稱之為“罪”），總覺不快，故問：何談端莊與否？

一罪“不忠”。拿破侖說過：“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。沒有雄心就吃不了豹子膽，沒有“野心”就成不了大事，這談不上忠與不忠。劉邦起兵本就很弱，不使點心眼，用點著數，就不是他市井小人的性格，的確無可厚非。況且，在那個“禮樂崩壞”的年代，為施展自己的抱負與理想，劉邦只不過用了個計策而已。春秋時代，申包胥赴秦，求秦哀公復興楚國成功后本該“功成身退”，卻赴越，幫越滅吳，能說是“忠”嗎？這叫“挑撥離間”。如果非要給申包胥“忠國”的地位，那也只能是忠于楚而已！較“高祖”有過之而無不及！

二罪“不孝”。其實僅憑《史記.項羽本紀》就斷言劉邦的不孝，不免有點牽強。對歷史事件的評說不能以偏概全，不能過于武斷，這樣有失公允！而項羽架鍋置劉邦父劉執嘉于其中，以劉邦不降而烹之相要挾的做法，恰恰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了項羽的陰險、毒辣。劉邦毫不動搖的堅定自己的信念，最終戰勝項羽實現了自己的“理想”。這也充分證明了如果一個人，一但有了自己的“信仰”堅持比什么都重要！自古“忠孝不能兩全”，縱觀中國近代歷史，此例種種，舉不勝舉。

三罪“不仁”。文中說，仁，乃對人親善、仁愛。實際“仁”的概念是孔子提出的。其核心：一是對待“仁”的態度，二是“仁”的價值內涵，三是“仁”的表現方式，四是“仁”的實踐價值。其實關于“仁”有內在的如何達到“仁”的境界，有外在的如何實現“仁”的方式方法；小到個人理想人格的培養，大到治理國家的理想社會行為，是一個具有深刻內涵，包括個體及群體生活在內的思想和行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養體系。作者只是從逃命中棄子、拋女行為就斷然說，劉邦不仁，未免有些狹隘。假如，劉邦被項羽追殺逃命途中，偕老撫幼，那自然不會逃出項羽的重重追殺，必死無疑，那自然也就不會有大漢王朝，更不會有漢惠帝和魯元公主，這何談仁與不仁？不同環境下，“仁”的態度、內涵、方式、價值不同罷了！中國革命歷史上，有多少仁人志士，拋家離子，為了勝利棄家棄子，這難道也是不“仁”嗎？

四罪“不義”。“仁義禮智信”實際是中國古代最高的道德標準。即“仁者人（愛人）也，親親為大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大” 仁以愛人為核心，義以尊賢為核心。這種“義”的規范，是以“仁”為基礎的。那么，楚漢之爭，那方是“仁”是“義”？作為后繼者，我們無法評判。項羽為了鞏固其霸權地位，劉邦為了建設一個新“世界”。在群雄爭霸的歲月，孰是孰非？手段誰對誰錯？其實，丁公本就不該網開一面，他這樣做現實中已違背了基本的道德規范，從項羽的角度，丁公是“義”嗎？劉邦稱帝殺了丁公是做江山的上策，完全正確的，否則其江山也不會坐穩。

五罪“不誠”。文章說，誠，指誠信或不詭詐。從文章講述的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出，劉邦的市井小民的本性。劉邦赴沛縣呂公府拜見豪紳呂公，他不單單是湊熱鬧，同樣也是想拉關系、攀高枝，走仕途。去見呂公需要銀兩，可劉邦本就小民一個，哪來賀錢，所以口出賀錢一萬實屬虛晃一槍，也可以說是使了個賤民計策，無所謂“誠”與“不誠”。這更恰恰說明了劉邦貧民出身且流氓氣十足的本性。對于這樣的人何談“誠與不誠”？如果非要究出個結果，那就把話題引入了“人之初，性本善與性本惡”無解的話題，很多歷史事件沒有辦法去討論或者去認識。

文章還談到了“垓下之戰”以及坐上皇位后，劉邦為鞏固霸權地位而采取的非常手段，我認為都無可厚非，歷朝歷代奪取政權的統治者都不過如此而已！

六罪“不禮”。文章說，劉邦不懂禮數，不遵禮教，不敬儒者。劉邦是個不善于偽裝的流氓地痞，即便是當上了皇帝，也依然我行我素，放蕩不羈。我們大可不必以君子儒雅之風骨規范之，儒家的謙謙禮節，仁義智慧，在他身上毫無蹤影，這符合他的特質。況且，這段記載源于《史記·酈生陸賈列傳》以及《史記·張丞相列傳》的史實也不見得有多么的真實。

《史記》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不可撼動，被魯迅先生稱之為“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”。雖然《史記》記載了上古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，但其文學性要高于歷史性，可以說，文學價值極高。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，但在說史上，《史記》的確存在一定的虛構，相信司馬遷也很清楚。但對于我們后人而言，只要知道，距今兩千多年前有一個秦朝，劉邦和項羽起義推翻了秦，劉邦又打敗項羽建立了漢朝，漢朝五世時劉徹打匈奴李陵投降了，司馬遷因此遭宮刑，受了罪，這些歷史事件對后人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。至于劉邦如何，有意義嗎？

七罪“不勤”。其實，“勤”與“不勤”衡量的標準也不是統一的，一成不變的，而是隨著時代、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。農民的標準就是“安分守己、吃苦耐勞”，劉邦的標準可能就是“打敗項羽、成就偉業”，這就是“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”，所以，說劉邦不勤未免有些不妥。劉邦父訓斥他不務正業，不安分守己的時候，劉邦想的就是新的世界的美好與未來，這怎么能同日而語的呢？！這顯然是“勤”的方式不同罷了！

縱觀這七宗之罪，實質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劉邦的為人、處事、韜略、理念等等。試想：有不愿意做皇帝而稱帝的嗎？一個人如果遇事，思前想后、左顧右盼，就會錯失良機。“道德”不是衡量萬事的唯一工具，劉邦缺“德”也是萬般無奈，或許這也是他取勝的錦囊妙計，沒有對舊的世界之破壞，就不會迎來一個嶄新的世界，德之考量、禮之偏倚，乃后人之說。

打天下需要有胸襟、善謀略、會人心的“德”，而坐江山需要的是有創新、開眼界、寬思維、聚人力的“德”，我看劉邦兩者兼得，故成霸業、造偉業，哪有不端莊之為？